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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能不能給我一點生活費？」全職媽媽的苦，有誰能體會？

「老公，能不能給我一點生活費？」全職媽媽的苦，有誰能體會？
專欄作家  更新於 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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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全職媽媽的討論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在大部分人眼中，全職媽媽似乎是一個非常不體面的選擇。

有些人覺得，那是「放棄自己努力，選擇了更輕鬆的生活方式」；也有人覺得「全職媽媽並不輕鬆，而且和社會脫節，以後老公也會慢慢看不到你的價值」。真實的全職媽媽她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等晚上孩子睡了，我找你可以麼？」乍一聽，像是一個曖昧的、奇怪的接頭信號。這是我在和一些「全職媽媽」約採訪時間時，她們給我的時間安排，這些時間安排都驚人地一致——晚上。因為這個時候孩子睡了，不用再準備早餐、午餐、晚餐。

不用再喂奶、換尿不濕，不用每分每秒盯著孩子，和他們說話、玩耍、給予「高質量陪伴」。不需要時刻觀察他們的屎尿顏色和身體狀態，也不用再哄哭、哄睡、哄著吃飯。

甚至是一天中第一次可以讓身體離開孩子 3 米以外，可以讓回家的老公注意一下孩子會不會突然驚醒、墜床，可以讓洗衣機自己運作 40 分鐘，等待著衣服把自己洗乾淨。

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顯示，在有 0～3 歲孩子的城鎮女性中，有過職業中斷經歷的比例為 35.5%，其中 67.2% 是因為結婚生育、照顧孩子。此外，還有 28.9% 的人目前沒有工作，其中更是有 98% 是為了照顧孩子。

「分給他們一人一個我」

余何冰把這段孩子睡了、自己還沒睡的時間稱為——熬夜，雖然這時候不過是 11 點。但熬夜的自由也只有一會兒，就一小會兒。一般都會累到馬上睡著，在孩子醒來的時候瞬間再彈起來，百米衝刺過去抱起孩子，以防孩子會哭得「撕心裂肺」。

真正屬於夜晚的時間也不太長，絶大多數到早上五點鐘就全部告終，「娃就要喝奶，像個鬧鐘一樣準時。」確切一點說，是兩個鬧鐘。余何冰生了一對龍鳳胎，現在一歲六個月了，對那些瘋狂祝賀她一下子有了兩個娃的人恨得牙癢癢，「高興有用麼，別人高興，苦的都是自己」。

生子後，她甚至開始控制自己飲水。因為實在不知道上廁所的時候，兩個小孩應該放在哪裡。她坐在馬桶上的時候，女兒就一屁股坐在衛生間門口，一臉冷靜地吃手，兒子會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地拍打玻璃門。

嘆口氣。沖馬桶。開門。抱起哥哥，再蹲下來把妹妹也抱起來，順便把手指頭從她嘴裡拔出來……做飯的時候要一手抱著一個孩子一手做飯，帶他們兩個下去玩的時候一樣騰不開手。

大一點會走會跑了，一個向左跑，一個向右跑，情急之下真不知道該去抓誰。她戲謔自己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抓娃娃機器，「鄰居們都像看笑話一樣看著我」。余何冰的願望是，能「分給他們一人一個我」。

生子後，她有了腰間盤突出，壓迫到神經之後，腿麻腿脹，站都站不住。腰疼，後背也不輕鬆「就像有萬千螞蟻爬似的」，早上起來得瘸著走路。她打算去做一個小手術——不過要等兩年後才能騰得開手，那是把孩子們都送進幼兒園之後。

余何冰也不會再花時間在打扮上。常常忙到晚上，要睡覺了，才突然發現自己今天好像還沒有洗臉。面膜、口紅都不在她會滿足自己的選項裡，如果真的能有這個時間的話，睡覺、發呆可能是更好的選項。但她偶爾也會想起自己以前花在臉上的時間，辭職前余何冰是做形象管理諮詢的，那個行業的隱形規則是，不化妝不能出門。

她最在意的倒不是這些，而是肚子上那道「難看的疤」。雙胎媽媽基本都是剖宮產，她是豎切刀疤，當地醫院也沒有用美容針，刀疤縫合得潦草極了。看一眼自己的刀疤就會難受，甚至也不想讓老公看到，「我這就像蜈蚣一樣，讓他看到，心裡會自卑」。但也難以忽略，因為一到陰雨天就會特別癢，最後就是以抓到流血而告終。

也想輕鬆一點。在那個南方三線小城，人均收入只有三四千元，丈夫的收入是 5000 塊，而給龍鳳胎請一個育兒嫂最低也得 8000 塊。這好像並不是一個可以做的選擇。

全職媽媽,婚姻,育兒

這不是一個選擇

2016 年上半年國家衛計委在北京、上海、瀋陽等 10 個城市進行調查。被調查的全職母親中，近 1/3 是因為孩子無人照料而被迫中斷就業。被留在家裡的一般都是媽媽，即使在廣州，全職媽媽和全職爸爸的比例都高達 5.67∶1。

讓余何冰最愧疚的還是女兒，這是個比哥哥要沉穩得多的小女孩，雖然也不過一週半。玩遊戲的時候，媽媽問「腿在哪裡？」哥哥還沉浸在上一個正確答案「耳朵」裡，興奮地揪著自己的耳朵，妹妹的身體會越過併排擺放的嬰兒椅，著急地指給他腿的位置。

哥哥睡覺不踏實，但妹妹很乖，所以妹妹夜裡只能自己吃手睡覺。「可其實乖孩子也需要抱抱，女兒這兩個晚上總是睡著睡著就哭得很委屈，小手緊緊地拽著我的領口」。有了一對龍鳳胎之後，她想了很多，尤其是在女兒身上。

因為自己作為女兒，媽媽常常會怪她不貼心，她也沒辦法，心沒被捂熱沒辦法親熱回去。連親戚都會悄悄和她坦陳「你媽媽好像對你不太好」。小學第一次來月經，忍著不敢和媽媽說。媽媽發現了之後，厭惡地扔了一包姨媽巾給她，撂下一句「我真討厭你」。

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讓媽媽幫自己帶小孩的，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媽媽也不會幫自己帶小孩的，因為「不應該給女兒帶外孫子」。如果一定要選擇一個人待在家裡的話，這個人想都不用想，就是她。

但也有非常自給自足的全職媽媽。童亮有點像中產版的「順義媽媽」或是「曼哈頓 – 上東區媽媽」。退守家庭幾年、專心育兒變成了一個經過計算之後，不得不選的選項。

這包括：不將孩子的風波再波及到除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外的娘家和婆家；計算好陪伴與教育孩子的產出比；相對把自己家娃當作工作中的 case 之一的育兒嫂，和體力和知識更新上開始停滯甚至消退的上一輩，自己有更強的學習能力，和更好的——初心。

想要得到這些是需要交換的，童亮更容易形容自己是一個「職業女性」，而且是做得不錯的那種。她交換掉的是一份非常喜歡的創業公司的工作、一個非常良好的職業道路、三年不錯的收入，與正在職場上升期會有的各種夢寐以求的可能。

她現在會在早上 5:30 醒來，早飯是昨晚在電飯煲熱好的粗糧。吃完之後，送兩歲的兒子去早教。然後回來做午飯，是各種烤魚、烤麵包的育兒餐，不一而足，順便陪孩子高質量地玩耍，準備晚飯，等待先生回家。

排滿的時間裡，還能順便在自己的育兒公眾號裡產出 10W+ 的爆款。每一天都像是一個項目裡的顆粒之一，完美地管理兒子這個項目也是優秀職業素養的一部分。

也不是沒有崩潰過。從月子中心回來的早上，先生去上班，她抱著剛滿月的孩子站在窗前，看著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哭了，因為「感覺自己的家既熟悉又陌生，而且要自己在這個家裡面對這個無窮無盡的挑戰了」。

但孩子也非常好帶。一定程度上，在公司的職業上提高效率的那一套方法論幫了她大忙。雖然「需求不可靠」，但通過觀察，她錄入了孩子每一次吃了多久、睡了多久的數據，甚至用統計的柱狀圖來預測孩子下一次拉臭臭的時間集中的區間。

離開職場，對童亮來說最大的感受還是在社交這裡，最明顯的就是點贊少了。這畢竟不是突如其來的，也可以承受，畢竟做全職媽媽是「和我自己探尋和平衡的關係，肯定不是觥籌交錯的、不是熱鬧的。」

社交狀況：線上線下

因為生育遞了辭職信之後，媽媽們常常會發現，辭掉的不只是工作和工作圈，還有萎縮掉的大部分朋友圈、漫散出來的社交圈。萎縮的部分是——可以出來談天、喝酒、做指甲的現實中的姐妹開始消失；漫散的部分是，全職媽媽開始花大把的時間活在線上。

「媽媽群」「育兒群」裡，有著天南地北的寶媽，只因為一件具體而繁雜的事情聚集在了一起，聊寶寶的身體狀況求醫問藥、抱怨老公尋找共鳴、甚至會討論性生活、討論抑鬱的經歷、討論打折的商品來回比對。

畢竟一天中能夠見到的、能進行完整對話的成年人可能只有一個——老公。但和老公溝通太難了。一直在家裡，和老公的衝突也會被放大。孩子剛剛一歲的時候，余何冰和老公推著嬰兒車去買菜，路上吵了起來，覺得現在的這一切都是老公帶給自己的，說著說著就崩潰了，鬼使神差地就推著嬰兒車走到了馬路的車流中間，就差一點點，回過神來一身冷汗。

張米的老公在浙江工作，她自己帶著孩子留在福建。一年去浙江幾個月，老公回到家寫在臉上的只有「累」，一個累字把話都擋在了門外。不交流也會起衝突。張米讓老公去洗一下飲水過濾器的桶，因為是會喝到嘴裡的東西，叮囑他一定用「洗潔精」來洗，再一去看的時候，老公倒了一大堆的「洗衣液」進去。

張米把這種衝突形容為「沒有一個思想的同步。」太孤單了，也沒有錢花，母子一個月只能拿到三四千，還要還房貸。想要出去工作，發現連可以拿去面試的職場衣服都沒有，老公還是怪她不夠省、亂花、沒有規劃。

在家裡洗碗的時候覺得自己還不如去當保姆，至少工資還多。甚至考慮去做面試麥當勞的服務員，即使自己大學畢業，但好歹時間自由。張米也抑鬱過，靠著看著視頻學做蛋糕一點點好了起來。她也勸同村一樣抑鬱的全職媽媽，一定要找到喜歡的事情，畢竟抑鬱症的小藥片太貴了，一片就要十幾塊，一天吃三片，四五十塊就沒有了。

說來說去，錢還是最難堪的部分，即使老公都會在全職之前拍拍胸脯：我養你。幾乎沒有一個全職媽媽不在精打細算。收入的停滯使家裡少了一個收入來源，只出不進的全職狀態慢慢耗盡了經濟上的話語權。

「能不能給我一點生活費？」

郭丘有點不一樣。她和老公相親認識，不久開始了她的初戀，又因為受不了家裡催婚的氣氛快速結婚。婚前老公就要求郭丘，婚後的生活我們要「各管各的」。

郭丘畢業五年，一直都是自己賺錢自己花，再加上自己的父母有車有房有社保，老公父母在農村、也沒有社保，她覺得這沒什麼不可以，就迅速答應下來。和這個允諾來得一樣快的，是肚子裡的孩子。

郭丘當時剛換了公司還在試用期，只好主動辭職。之後就開啟了無底洞的花錢日子：孕期營養、產檢、衣服、孩子出生以後的營養、衣服、玩具，沒有一個不費錢。

屬於郭丘的節流方式是，每一年的衣服、包包、鞋的花費加起來不超過一千塊，讓孩子只吃純母乳，剩下的就是買菜的錢。即使這樣，等到孩子四五個月的時候，郭丘婚前三四萬的儲蓄也已經見了底。

她找老公商量：「我的錢不夠用了，能不能給我一點生活費？」老公發了一頓脾氣，同樣的疑問句拋回給她：「為什麼要給？你不是有積蓄嗎？」吵得太厲害，不久老公還是轉賬給她，郭丘收到微信提醒，驚喜地打開手機：200 元。

畢竟「家務活是看不見的」，即使是從大清早做到深夜，第二天也只能再重複一遍。事實上，不是家務活看不見，而是日日整潔的家彷彿自然而然，只有在家裡髒亂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家也需要整理。

吃掉的米面、飯菜、油、調料，用掉的衛生紙、洗衣液也都是看不見的。不過 200 也是錢，「我也是個不服輸的」。她採用循序漸進的戰略，一開始不說那麼大的數目，一路從 200 生活費吵到了 500，再吵到 700、800、1000，吵到最後的結果是「實報實銷」，2000 塊封頂。

被偷走的幾年

在一份《焦慮指數報告》裡，全職媽媽的焦慮指數位列第三，僅次於從事金融與互聯網工作的媽媽們。超過 3/4 的全職母親表示，如有人幫助帶孩子，將會重新就業，也就是說，每 10 個全職媽媽中，就有 7.5 個想重返職場。

談到以後想要找什麼樣的工作，擔心沒人會要一個「鏟了三年屎的人」的余何冰想做小生意、郭丘想在家門口的商場做文職、除了去麥當勞，張米還對一個外賣員媽媽唸唸不忘，「這樣是不是也挺好的？」

好的地方只需要歸結為一句就夠了——時間靈活。彭傳贊婚前賺錢比老公還多，她做英語培訓，十年前在上海可以月入 6k，老公當時不過 3k。

意外懷孕後，她一下子在家裡待了 7 年。「被偷走的七年裡」，老公收入倍增。她帶著兒子，跟著被外調的老公去了另一個城市，再回去，來回奔波，因為頂不住老公說的那句「你想讓孩子有幼兒園，還是有爸爸？」

老公偶爾應酬喝多的晚上，會回來抱著她說「老婆，你為家裡付出好多」。她覺得這就夠了。好不容易到了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兒子說「媽媽，你去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已經長大了」。

35 歲了，「渴望出去，很渴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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