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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承翰刺警案一審無罪、單親媽一審死刑,談「教化可能」到底如何評估?同份報告可判生也可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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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媽媽經編輯部

近日一名單親媽媽被判處死刑的新聞,讓很多人再度關心起死刑議題。這名吳姓單親媽媽在離婚後獨自撫養兒女長達7年,最後因深陷經濟困境,在6歲兒子和7歲女兒的果凍中下藥,迷昏他們後將其勒斃。然後再傳訊息給前夫,表明「要和孩子一起走」後輕生,前夫趕往現場後小姊弟已死亡,而吳姓女子則經搶救撿回一命。

此案經過新北地方法院審判,最後判處吳姓女子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但是吳姓女子於法庭的自白卻讓很多人對這名單親媽媽感到同情,甚至覺得她不應被判處死刑。

吳姓女子說:「這7年來都是我在養他們,我今天帶他們一起走,因為我覺得這7年來,我被看低了,我獨自一個人面對所有輿論壓力與各式異樣眼光,包括工作找得不順遂,我會覺得為什麼這兩個小孩,這7年來都是我自己,他們生病的時候、不舒服的時候,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顧,我24小時去哪裡都要顧著他們,我完全沒有自己的自由。

法院判處死刑的依據為何?

新北地方法院新聞稿指出,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小姊弟案發時正值7歲、6歲,符合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

另外,吳姓女子於案發前兩天就曾試圖殺害子女,當時吳女用枕頭悶住小姊弟的口鼻,因為他們有掙扎所以就沒有繼續。過了2天,吳女帶著小姊弟購買晚餐和行兇用的童軍繩,而小姊弟雖曾遭媽媽用枕頭殺害未遂,仍對媽媽亦步亦趨,可見幼年子女對於母親孺慕之情深厚。

可是吳女卻無視孩子對親情渴望之殷切,也不顧他們身心發展均未臻成熟,相對於成人,顯處於弱勢地位,需要被保護,用童軍繩勒斃子女,且過程中小姊弟雖因食用了摻有安眠藥的果凍而精神昏沉,仍然有求生之意志而掙扎反抗,但吳女在子女掙扎求生時,甚至加重力道將其等勒斃,法院認為她顯然欠缺尊重生命之觀念。

且吳女雖在審理中坦承犯行,但從未認錯、道歉或反省,且還正當化自己的惡行,法院認為吳女有心理上之重大缺失,及泯滅人性之反社會人格,而且沒有悛悔之實據,足見對於吳女之教化顯非易事。

殺害兒童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法院認吳女再犯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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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表示,人權團體雖有主張廢除死刑,但在全體國民尚未達成共識及修改法律前,法院仍應忠實依據法律規定,妥慎量處適當之刑並實現社會期待。

且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清楚揭示「兒童固有生存的權利,締約國有責任確保兒童存活和有適當的發展」,日內瓦兒童宣言亦指出「兒童應為獨立之權利主體,並非隸屬父母之財產;亦即父母親均無權決定孩子之存亡」。

法院指出,近年來已不斷發生多起無辜幼童被殺案件,兒童身為國家未來之主人翁,,國家應該要積極保護。而吳女本應善盡其為人母之職責,卻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斷然片面決定結束子女生命,剝奪其生存之權利。

且殺害孩子已達到公約規範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因此判斷吳女行為對於兒童及社會安全危害性極為重大,若不與社會永久隔離,則日後重返社會,恐再度僅因細故或自身情緒管理不佳而產生壓力,即以相同手段侵害他人(特別是弱小的幼童)生命權或其他侵害之可能性極高。

法院認為若判處吳女無期徒刑,顯然輕縱,非但不足以還無辜善良幼小的死者公道,亦不足以撫慰死者家屬失親之痛,因此予以判處死刑。

「教化可能」屢成判決依據,究竟什麼是「教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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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台灣有重大判決時,總會引起大眾對於判決結果適不適當的討論。而近幾年「有無教化可能」屢屢出現在判決書、新聞稿裡,儼然成為判決的重要依據之一,卻也成為大眾與論的焦點,就連此案判決中也出現吳女難以教化之論述。究竟「教化可能」是什麼?他如何影響台灣法案的判決?

「有無教化可能」最早出現在中華民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68號刑事判決,當時最高法院並以「有無教化可能」一詞作為被告迴避判死刑之事由。

然後在2013年,「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判決」,揭櫫了死刑的兩階段審查模式:先看犯罪情節是否達到選擇死刑的界線——情節最嚴重之罪;再審查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的矯治更生(教化)可能性。該判決將「教化可能性」視為「以實證調查方式等來證明之待証事項」。

當年隨後最高法院法官吳燦做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251號刑事判決」,其判決理由為判生或判死訂下標準如下:

(一)首先,基於罪責原則,逐一檢視、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十款事項:

1. 犯罪之動機、目的。
2. 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 犯罪之手段。
4.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 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9.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 犯罪後之態度。

(二)接著從罪刑均衡的觀點及一般預防的觀點,判斷被告的的犯罪情節、所犯不法及責任的程度,是否已經達到不得已必須科處死刑的情形。

(三)最後,若被告有教化的可能,則可以迴避不判死刑。而「教化可能性」是一個待證明的事項。

在心理學和法律上都沒有「教化可能」概念

「吳燦基準」讓一直以來語焉不詳的「教化可能」一詞稍微有了具體概念,但「教化可能」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其實「教化可能」不僅在心理學上沒有這種概念,在法律上也完全沒有這個概念,律師黃致豪說:「你去翻遍六法全書,完全沒有一個法條有明確講到可教化。」曾被要求鑑定被告的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趙儀珊也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再教化的可能,心理學上沒有這個概念,我跟法官反應,這個我沒辦法做。」

黃致豪律師分析,台灣在2009年簽訂含有廢死精神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司法體系有義務向「廢死」的方向移動,但台灣的多數民意仍支持死刑,司法界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教化可能」一詞的發明成了通往廢死路上的中繼站,在判死的掙扎邊緣,法官們找到了一個好理由,成為被引用的「判例」。

「教化可能」爭議多,同份報告可判生也可判死

一、名詞定義不明:

即便近來多數判決將「教化可能性」視為「須透過實證調查方式證明」之待證事項,然而,對於其中的「教化」卻未有明確的定義,僅視行為人改善、矯治。

臺大法律學院謝煜偉指出,教化一詞可能出自《監獄行刑法》的條文,條文裡認為教化是:提高國民道德、培養高尚情操。「這是一種由上而下、單方面灌輸的權威概念」,而且從許多判決書的前後文來理解,「教化之可能」明顯指的並非「國民道德與高尚情操」。

二、鑑定的實證方法標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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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通常會針對犯罪者做「精神鑑定」與「心理鑑定」。前者確認犯罪者是否有精神疾患,如思覺失調症等;後者則透過心理學方法,描繪犯罪者的心理與人格特質。然而,法院對於「心理鑑定」的操作方法及標準並未有相關規定,像是進行鑑定的時間並不一致,加上法院的催案,心理師很少能有超過2週時間進行觀察、描繪。

像是犯下鐵路殺警案的被告鄭姓男子,一審時因被鑑定為「思覺失調症」而獲判無罪,但卻爆出鑑定過程在速食店,且僅用2個小時就完成,被批評鑑定過程不夠嚴謹、有疏失。該案檢察官林志峯為此要求重新鑑定,結果經由成大醫院重新鑑定後,認為鄭男不具有反社會人格。

同一位被告經由不同專家鑑定,竟可得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報告,顯現在心理鑑定這方面,仍然沒有可行的、一致的標準。

黃致豪律師更說:「我們看到最多的說法是,『被告行為雖不致於無可矯治,但礙於台灣獄政,可能無法達到教化的可能』。所以要判被告無期的法官,就剪前面一句話當判決理由,要判死的就剪後面一句當理由。」也就是說,就算是同份報告,如何判決還是視乎法官決定。

從近年多起案子看來,「教化可能」的確有其爭議,將其作為是否判處死刑的依據更是引發各方意見交戰,只能期望未來能找出讓法律界與主流民意達成最大共識的判定標準,讓司法能夠彰顯正義,不再讓判決結果成為爭議焦點。

參考資料:
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重訴字第10號被告吳○妤家暴殺人案件新聞稿 https://reurl.cc/zzRb1a
2. 维基百科:有無教化可能 https://reurl.cc/Ldr0l4
3. Yao Cheng:【什麼是可教化?】通往廢死的中繼站 https://reurl.cc/x0Mg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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