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攻擊9歲男童致死，多人圍觀長達10分鐘，旁觀者的冷漠比犯罪更可怕！

2019年11月5日，一地區派出所接獲民眾報案有大人攻擊小孩，期間長達10分鐘，該男子用扳手猛擊男童的頭部，用螺絲刀在羅棋身上猛挫，慘不忍睹。當警察到達現場時，嫌疑男子已被群眾控制，被害人倒地，生命徵象輕微，警察趕緊安排現場急救車進行救治，隨後將其送往醫院搶救，最後被害人經搶救無效宣告不治。據調查，嫌疑人並無工作，其父母稱他曾因精神分裂症在醫院治療過。

台灣湯姆熊案判決曾轟動一時

▲ 圖片來源：ETtoday。

在台灣也曾有類似案例，其中一個為人所知的知名案例就是湯姆熊案，當時被告曾文欽在台南一家電子遊樂場，將一名10歲男童騙入廁所，然後動手行兇。檢察官認為本案證據確鑿，而求處被告死刑，但一二三審的法院都沒有判處被告死刑，引起社會譁然。

▲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法院判決指出：被告曾文欽長期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缺少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使其認知思考成熟度不若一般成人。最後法官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規定：禁止處精神病患死刑，所以沒有判處被告死刑。

美國法下設有「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

美國也曾有精神病患犯案後，以「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insanity defense）為自己主張無罪的例子。

在美國法中，所謂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insanity defense）指被告可因精神疾病提出抗辯，如果陪審團或法院覺得抗辯成立的話，被告就會被判決為無罪。

為什麼美國法中會有「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康乃狄克州最高法院的助理大法官喬特．卡茲（Joette Katz）解釋，我們之所以不處罰精神上有障礙的人，是因為我們認為即使處罰了他們也達不到刑法的三個目的：社會復歸（rehabilitation）、嚇阻（deterrence ）、應報（retribution）。

一、復歸社會（rehabilitation）：
指藉由處罰受刑人，讓受刑人能夠理解自己的錯誤；或是藉由監獄裡的教化活動，讓他們可以去除犯罪的心理。但是精神疾病的人所需要的社會復歸和教育方式，和一般受刑人不同，因此多數認為，處罰他們也沒有辦法達到社會復歸的作用。

二、嚇阻（deterrence ）：
藉由處罰犯罪，讓一般人理解犯罪是不對的，因為若你犯罪就會被處罰，讓刑罰對人產生嚇阻的效果。然而，一般認為一個無法理解刑法刑罰意義的人，刑罰沒有辦法對他產生預防犯罪或嚇阻的功用。

三、應報（retribution）：
希望處罰犯罪人達到犯罪行為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是，既然精神病者不了解其行為的本質或陷入無法控制自我的狀態，對行為人的應報也就不具有正當性。

因此美國法認為雖然有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的人也需要隔離，但監獄並不是一個好的隔離場所，應將他們送往醫院治療。

台灣現行刑法問題在「辨識能力」定義不統一

回到台灣的相關法律規定，我國刑法第19條規定：

一、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二、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交通大學科法學院教授林志潔表示，其實問題不在精神鑑定，而是「辨識能力」定義標準要統一。例如：辨識能力，指的是辨識、了解行為和事物本質的能力，還是放寬到包括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目前的刑法未對辨識能力有清楚、統一的定義，這是現行刑法要檢討的地方。

再來，究竟嚴重到光譜的哪一個點，必須被認為是「沒有責任能力」，這還是必須由法官或陪審團來判斷，不能全憑精神鑑定結果。例如行為人罹患妄想症，但在行為當下是否完全達到沒有辨識能力、不必負擔刑事責任的程度，這一點仍然要由審判者來判斷。所以，如果判決全然接受鑑定結果，而欠缺橋接轉化為法律判斷的過程，這個判決的說理就顯然有不足，也等於是審判者棄守了該有的職責。

（參考資料：湯姆熊割喉案-思考刑法與精神疾病的關係｜龍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