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為妻子與母親後，幾乎總是「為了家庭好」把事業擺一旁...

作者＼帕梅拉．史東, 梅格．拉芙蕎

特權的矛盾

這些被敦促「挺身而進」的女性正挺身而退。她們站在特權矛盾的十字路口上，她們的生命過程受到各種壓力與橫流的衝擊，這在我們後續追蹤所提供的長期觀點，看得更加清楚。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性別意識形態上最為平等，但卻有著最傳統的家庭結構。階級使中上專業階級的男性在事業上享有特權，也使他們不用受制於和事業無關的家庭責任；事實上，他們主要的家庭責任在於他們的事業和養家。

男人不需要做這一切，但在一個性別平等主義抬頭或至少是新生的年代，女人卻得如此。這使得各種背景女性的處境都變得艱難，但高成就的職業女性卻面臨著她們所在階級特有的壓力。正如我們所見，這些壓力特別不利於她們一直往事業高峰攀爬——而且特別有害，因為這些職業需要不斷追求才能成功。

對於這些職業婦女來說，抽出時間離開職場、當母親，以及為家庭調適所帶來的職業懲罰，要比從事其他工作的女性高上許多。雖然我們並不要求你為那些過著看似富裕且滿足生活的女性感到遺憾——她們肯定也不希望你如此——但重要的是理解高成就的女性在試圖兼顧事業和家庭時，面臨了什麼樣的矛盾結構及文化壓力，這種關係構成了我們所說的「特權矛盾」，並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像這樣的女性很少能達到職業頂峰。

我們對「特權矛盾」定義如下：高成就女性基於性別利益追求的職業成就、性別平等主義和經濟獨立，牴觸她們做為照顧者和地位保持者這兩種家庭角色的階級利益。

換句話說，那些在菁英職業中最有能力獲得成功和領導地位的女性，部分是由於她們的階級優勢，不過一旦成為母親，這種特權就會遭到削弱。這種矛盾在各個關鍵時刻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這或許不是一個矛盾，而是一系列在她們生命過程和工作及家庭之間相互聯繫和強化的矛盾。

以下簡單列出我們在高成就女性身上看到的十條矛盾。

矛盾1：和職業相當的人結婚帶來不平等的職業。

矛盾2：平等的人結婚帶來不平等的婚姻。

矛盾3：高度投入事業的女性被評為不夠投入。

矛盾4：高職位聘用的女性很容易就被放走。

矛盾5：進入職業的門檻很高而退出職業的門檻很低。

矛盾6：好工作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好。

矛盾7：菁英雇主、「最佳工作場所」是充滿敵意的工作場所。

矛盾8：職業女性有彈性，但只要一運用彈性就會引來懲罰。

矛盾9：女性離開她們湧入的男性領域而前往她們過往迴避的女性領域。

矛盾10：女性的經濟特權使她們可以自由追求將她們推向經濟邊緣的照顧工作（有償和無償）。

更廣泛地說，我們看見階級利益是如何不斷地與性別利益抗衡，面對工作與家庭這種難以兼顧的雙重束縛（這兩方面都加速成長），女性退出職場成了務實的做法。

在工作方面，菁英工作中越來越多的超時工作代表了理想員工規範的強化，獨厚男性而不利於母親。高薪工作中對於理想員工規範的強化（尤其是更長的工時），也強化母性之牆（母職歧視），使得選擇退出職場成為高薪男性另一半在經濟上的理性選擇。男女薪酬持續存在的差距以及對於密集母職的性別化期待，意味著妻子幾乎總是「為了家庭好」而把自己的事業擺在一旁。選擇退出職場是邊緣化工作最極端的形式，但我們在各種所謂的「新傳統」工作家庭型態中，也能看到這種情況，例如，讓妻子委身於要求較低的工作或兼職工作。

在家庭方面，越來越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引發中上階級越來越嚴重的地位焦慮，隨之而來的是強化育兒的理想和做法。這些女性生活在充滿競爭壓力的富人區，在此人們對於母職的要求不斷提高，也給這些女性帶來壓力，要求她們成為或體現出完全留在家裡隨時有空的「理想母親。」諷刺的是，毫無證據表明家庭主婦的努力使她們的孩子比職業婦女的孩子更有優勢，即使是在這個特權群體當中。

事實上，如果要論及兩者的差異，證據顯示更有利於職業婦女，她們的女兒——尤其是母親受僱於高技能專業領域的女兒——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而她們的兒子更有可能會幫忙家務。兩個群體成年後的幸福程度並沒有太大差異：職業婦女的孩子與家庭主婦的小孩一樣幸福。儘管如此，對那些脫離事業的女性來說，她們孩子的結果仍有待觀察，孩子成功是她們的目標。

母職成為她們的新職業，她們體現的母職回歸形式，延續了文化潮流（cultural currency）。她們對這一理想的體現超越了她們的階級，於雇主之間延續了對母親的刻板印象，並創造了對所有母親都難以達到的期望，而對大多數母親來說根本不可能，因為她們缺乏資源——時間和金錢——來效法這些女性。

最初，職業婦女用來應對欠缺彈性的工作，以及先生老是不在家且不斷加班的短期策略而非長遠打算是選擇退出職場，但這帶來的弔詭後果，就是強化女性維持家庭階級特權的作用，同時加強她們在家庭和工作場所的性別從屬地位。

一旦女性脫離了有償工作，家庭對於她們做為階級地位維持者的依賴就會增加，一方面可以助先生的職業生涯一臂之力（以及因他們長時間工作而提升的賺錢能力），同時增加她們小孩的社會資本。女性擔任高階志工（例如在當地社區組織的董事會任職），也有保持地位的作用，並能提高她們在社區的社會影響力和家庭聲望，同時也部分補償她們職業生涯的邊緣化。由於先生有賺錢的能力，女性擔任地位維持者的角色被認為比她們去賺錢對家庭更有價值。

而身為傳遞家庭價值觀、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她們，也被認為無法取代。選擇退出職場之後，這群女性的階級地位也使得家務特權成為可能——沒有繁重的家務勞動，而是在母職和社區參與之中感覺到充滿意義及愉快。家務特權的吸引力進一步延長她們暫停工作的時間，改變她們對工作的偏好以及對工作的價值觀。嫁給事業超級有成的男性，也會削弱她們工作的理由與動機，並削弱她們過去高薪工作的正當性，同時也讓她們可以自由地在女性主導的領域和／或非營利部門，找到有意義的（儘管低薪）工作。

家務特權所帶來的回饋和樂趣誘惑著女性，即使這使她們在父權體制的議價中成為附屬品。藉此循環，選擇退出職場強化了工作僵化、性別歧視的結構，也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別從屬地位，同時也加強了菁英間的男性特權。

女性不僅成為地位的維持者，也成為父權體制的維護者。我們研究發現之中最大的諷刺是，女性培養她們的女兒（兒子也是一樣，只是不那麼直接）重蹈她們經歷的高成就和職業從屬關係的循環。雖然她們支持平等，鼓勵女兒擁有企圖心與追求成就，但她們卻打磨出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使得選擇退出職場和特權的矛盾在下一代延續。

由於身上的富裕和特權，這些女性也面臨著所屬階級獨有的壓力。比起其他階級的女性（資源較少、且在工作與家庭間兩頭燒），這些女性的壓力並沒有比較大，她們要處理與克服的日常瑣事也沒有更艱難。

然而，「擁有一切」的女性所受到的限制和壓力其實不為人知，不僅是外界草率地認定她們是可憐的小富婆才面對的有錢人問題，甚至是高成就的女性也是如此。她們把自己的決策掩蓋在自我選擇與自由裁量的話語中，並委婉地說那是自我再造。女性刻意模糊了自己面臨的障礙、她們過往職業中被扼殺的晉升及領導機會，以及重返職場的艱難。

當我們第一次與她們交談，她們對自己的職業生涯被切斷感到憤慨，但現在卻是為了符合階級利益（而非性別利益）變成了接受和遷就。一方面，由於過去工作的情勢所迫，以及家務特權的誘人回報，女性的遷就因此看似合理。但另一方面，在另一個特權矛盾的例子中，她們並未看到這重新製造了她們自己所反對的情景——職場由男老闆及男同事主導，留在家裡的太太撐起對她們還有大部分職業女性不利的工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