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愛「告狀」也算是霸凌嗎？

作者＼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

旅行課孩子們發明了一個遊戲，規則大致上就是「一二三做什麼」，由一個人決定喊完一二三之後要做什麼，其他人跟著一起做。孩子們在路邊玩得非常開心停不下來，我不敢讓孩子們在這種興奮的情況下過馬路，講了幾次沒用之後，決定加入這個遊戲來讓他們平安過馬路。

我看準了綠燈又無車，大喊「一二三過馬路」，果然所有孩子都迅速無比地過了馬路。接下來我就一直用這招來過馬路，都平安順利，直到快到合作社的一個路口，阿米跑著就跌倒了，阿果跟在後面也絆了一跤。

阿果小摔，阿米大摔，我抱著阿米過了馬路，幫他察看傷勢。還在安撫著阿米的心情，幾個孩子就跑來告狀：「阿果笑阿米跌倒！」

「當時大家在玩，過馬路時大家都在笑，並不是只有阿果在笑啊。」我說出我看見的事情。

「可是他還學阿米跌倒！」幾個孩子指證歷歷。

我轉頭看阿果，他躲進阿虎的懷裡，眼框泛著淚。

「阿果是真的跌倒吧。」雖然我是這樣說，但我也覺得如果阿果覺得阿米是故意跌倒的，那他也有可能是在模仿阿米。不過，雖然兩者都是模仿，但在跌倒的意義上來說，我可以確定阿果必然沒有打算透過模仿來嘲笑阿米跌倒。

「可是我覺得阿果就是在笑阿米跌倒啊！」孩子們仍然相信自己所理解的。

我反問他們：「你們覺得阿果是這種人嗎？你們曾經見過阿果嘲笑過別人跌倒嗎？」

這麼一問，有的孩子就散去了，有的孩子仔細想來，坦率地說：「我沒有見過。」

我過去不曾細想過，為何台灣人總是擅長事後說嘴或是偷偷錄影放上網路，卻不常會在事發的當時提出來跟當事人溝通。今天突然發現，這不就是教育場域的告狀機制嗎？孩子們遭遇一件不義之事，所會的唯一方法就是找拳頭大的人出來「判定」。

而大多數告狀的訴求並不是溝通、理解或協商，而是要由一個不在場的有權者根據「口白」或「線索」來讓「被告」付出代價。為了得到有權者的認可或贊同，原告或被告都得要忘記自己或事件本來的樣貌，動用各種能力來修改記憶、填補口白、捏造證據，以得到勝訴或避免責罰。

在這樣的機制之下，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小小的阿果當時究竟在想什麼了，因為如果他想要被當成一個夠好的人，無論當時有沒有在學阿米跌倒，都不能承認了。

在這樣的機制之下，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知道，我們錯過了哪些讓孩子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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