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歲童逃家、自殺、不受管教，竟是因為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

作者＼布魯斯．D．培理, 瑪亞．薩拉維茲

六歲的詹姆斯是法官由轉介來我們診所的，他未滿週歲前被一對夫妻收養，他們生了一個孩子，在詹姆斯之前已收養了三個小孩，詹姆斯在他們當中排行第二。我們遇見他時，他們家最年長的孩子八歲大，最小的女兒還是嬰兒。根據養母梅兒所述，詹姆斯無可救藥、難以管教。他常逃家，曾經跳車、自殺，還在床上尿尿。

到了六歲，他已經住院過好多次，其中一次還是因為從二樓陽臺跳下來而受傷。他常說謊，尤其是關於養父母的事，也總與他們唱反調。他有服用抗憂鬱劑與其他控制衝動與注意力的藥物，他看過無數個醫師、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與社工。

養母說她實在管不動他，因此假借鄰居之名連絡兒童保護服務處，表示她很擔心孩子的母親無法管教，以及孩子可能會傷害自己和兄弟姊妹。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詹姆斯因服用過量藥物而進了加護病房。現在，養母將他送到住院治療中心，讓自己暫時鬆了一口氣。接下來就等法官決定怎麼做。

兒童保護服務處的調查人員與幾名醫師評估認為，詹姆斯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缺乏同理心、無法與他人建立關係，還經常做出操縱別人與反社會的行為。

如果嬰兒缺乏照顧者的安撫、擁抱及其他肢體與情感上的關愛，便可能會得到反應性依附障礙，他們大腦中掌管建立人際關係與解讀社交線索的區域未能妥善發展，因而在有缺陷的關係神經生物機制下長大，無法從健康的人際互動中感受到喜悅。

這位醫師與梅兒對詹姆斯行為的描述，似乎符合診斷，但詹姆斯的病史有一些明顯奇怪的地方。他在醫院或住院治療中心時，行為表現良好，並未嘗試逃走或威脅著要自殺；在學校裡，除了輕微攻擊其他男孩，也沒有像母親抱怨的那樣失控與無惡不做。

另一方面，他養父母的行為卻不尋常。例如，我們明確告知他們不用陪詹姆斯來看診時，他們還是會出現；有次，他養父來的時候帶了禮物要給詹姆斯，在診療室外面等了好幾個小時。我們的一位醫師與詹姆斯的養母面談時，她似乎只在意自己與自己的問題，一再表現出與詹姆斯分開的難受，卻不關心他的治療情況。

「媽媽在說謊，她要殺我，幫我叫警察。」

我一見到詹姆斯就喜歡上這孩子。以他的年齡來說，他的個子有點嬌小，留著一頭捲曲的金髮，外表可愛，舉止合宜，說話會看著人的眼睛與微笑。事實上，我們在一起時，他時常大笑與開玩笑，似乎很喜歡我的陪伴。在我們的跨科別治療小組中，他的主治醫生史蒂芬妮也和我有同感。經過四次的面談後，我們覺得有足夠的資訊可供評估，決定請他暫時不用來看診。史蒂芬妮因而有點激動，她喜歡這個孩子，想到之後不再繼續治療他就覺得難過，這讓我對詹姆斯的看法改變了。

如果一個孩子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缺乏和他人的連結與依附關係不足的經驗會互相影響。因此，這種孩子很難相處，他們對別人不感興趣、沒有同理心，因而不討人喜歡，與他們互動會讓人覺得空虛，而不會認為他們可愛。醫師也是人，與反應性依附障礙的病童互動如果沒有得到回饋，大多也會覺得治療他們有壓力、不會感到開心，多數的醫師在治療結束後，會覺得鬆了一口氣。但是，我與史蒂芬妮都很喜歡詹姆斯。

我們仔細檢視詹姆斯的病史，以及問題事件的不同版本。拿服藥過量的事件來說，詹姆斯在那天出事前離家出走，後來被警察送回家。根據梅兒的敘述，他回家不到一小時就「吃下過量」的抗憂鬱劑，她打電話到毒物防治熱線，接線員要她立刻帶孩子到醫院。奇怪的是，梅兒並沒有開車到醫院，而是去了住家附近的超市，從家裡到超市開車只需十分鐘，她卻花了半小時才到。停好車後，她邊尖叫邊跑進超市，歇斯底里地說自己的孩子沒有意識，由別人幫忙打電話叫緊急醫療救護。醫務人員到現場發現情況危急，迅速呼叫救生直升機載他到醫院。

於是我們知道，每次梅兒求救，醫務人員都覺得她很可疑。緊急醫療救護的人員在超市為詹姆斯急救，孩子還生死未卜，但她卻冷靜的坐在一旁喝飲料，絲毫不見之前的歇斯底里。在醫院，她聽到醫生說詹姆斯能度過難關時，不但不高興，還要求拔掉他的維生系統！詹姆斯一醒來，看到養母不在，就告訴醫護人員：「媽媽在說謊，她要殺我，幫我叫警察。」

突然間，我們明白詹姆斯為何會有那些行為了。他的故事中有無數個「不合理」，這在我所了解的兒童行為當中一點也說不通。詹姆斯離家出走，不是因為叛逆，而是養母在傷害他！就他這種年紀的孩子而言，即使是受虐兒童，逃家也不常見。

就算是遭到家暴與忽視的小學孩童，也多會害怕改變現狀與接觸陌生的事物，因此寧願待在唯一熟悉的父母身邊。比起未知的悲慘，他們寧可忍受已知的痛苦；孩子年紀愈小，通常會愈依賴熟悉的人與環境。在我治療過的受虐兒童中，很多孩子一直求我讓他們回到暴力與危險的父母身邊，但詹姆斯不同，他表現的是求助的行為，而不是難以建立依附與人際關係的症狀。

從這個新角度來看，詹姆斯並不想從二樓陽臺跳下來，也不想跳車，而是被人推下來的。他也並非自願吞下一整瓶抗憂鬱劑，而是被迫的。他不想操弄別人，也沒有在「演戲」，而是在用自己唯一知道的方式替自己和兄弟姊妹們求助。儘管因為說出真相而遭到漠視、忽略、懷疑甚至懲罰，他仍不放棄。

梅兒至少有兩次差點成功殺了詹姆斯。他在「服藥過量」後搭直升機到醫院的那次，並不是他第一次搭救生直升機，之前他從二樓陽臺「墜樓」，也曾被直升機緊急載到醫院。梅兒是有計畫地讓詹姆斯在接受「暫息照護」之後回家，更糟的是，在我們討論詹姆斯的同時，其他被她收養的孩子仍身處險境。我知道，一旦揭發梅兒，那些孩子會立刻有危險，因此十分謹慎。我聯絡有關當局，並要求法官讓兒童保護服務處的人員立刻將孩子帶離梅兒家，並永久終止梅兒夫婦的監護權。

是壞孩子，還是受創兒？

詹姆斯的案例讓我思考兒童精神醫學一個關鍵的衝突：雖然生病的是孩子，但他不能決定自己受到哪些照顧與治療，通常也不是提供初步病症資訊的人。一直以來，都是梅兒跟我們說詹姆斯生病了，但他會生病，全是因為她那樣對待孩子，他被塑造成一個「行為不當」的「問題」兒童，但他其實是個勇敢、堅持不懈與重視倫理的孩子，面對令人難以想像的處境，想盡辦法幫助自己和兄弟姊妹，只是所有的舉動都被當成「不良行為」。

我們治療問題兒童時，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落入成見的窠臼；你認為的「壞」孩子與別人眼中的「精神錯亂」的孩子，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治療，醫生將他們看成「受害者」還是「加害者」，也會影響自己對於他們行為的看法。依據不同的看法，完全相同的行為會被當做是「逃跑」，也可能被視為「求助」，因此，醫生的看法深刻地影響著他為孩子做的決定與治療。

撰文／布魯斯．D．培理（ Bruce D. Perry）／醫學博士，為兒童創傷學院資深研究員，也是芝加哥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的兼任教授，發表過二百多篇期刊文章，並獲得許多專業獎項。他也曾擔任許多涉及兒童創傷之重大案件的顧問和專家證人，包括：哥倫拜爾高中校園大屠殺、韋科鎮大衛教派屠殺案……等等。培理博士的臨床研究和實踐側重於兒童、青少年和成人創傷的長期影響，尤其是兒童心理健康和神經科學，希望讓更多人重視：創傷事件如何改變孩子們的大腦，並影響其人格和身心發展。